红天鹅

 「游擊式風格」 (Guerrilla Style）是他自創的另一個術語。他在書中寫道，「中國游擊式政策風格的歷史傳統之前很少有西方學者關注。永恆流動和持續變化是政治和權力的常態，即使是建立機構，也不能有效終止或疏導這種態勢。」因此，很難用西方慣常使用的二元論，如集權和分權，或者憲政概念中的聯邦制來分析中國。因為這些理論歸納，都包含着一種權力制約和平衡所帶來的穩定性——而這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並不存在。韓博天認為，這些僵化的理論無法捕捉到中國製定政策過程的關鍵所在，也就是他在書中強調的「試點」和「由點到面」的中國式政策模式——這種「不穩定」但是有成效的模式，將「分散實驗」和「中央干預」結合在了一起，帶來了今天中國的發展成就。但他指出，在習近平上台後，大張旗鼓地引進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徹底改變了以往中國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靈活性與探索性，讓過程變得僵化。

這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關係」很特別，這與西方很不一樣。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設定目標，然後讓地方成為「試點」，然後再試圖推出一些新東西來。「由點到面」的重點是，只能由上面來決定，如何來「由點到面」。但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並不會在法律法規中被明說出來。它雖然富有成效，但卻不穩定。因為沒有預先制定的法律，沒有國家的明確規定，你永遠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有可能同樣的試點，在廣東做得很好，在山西卻失敗了，這就對山西很不利，這就是我所說的不穩定。

我這本書想要傳達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我們必須糾正此前的臆想，要用開放的態度去研究中國。我的研究，很大程度都基於我對不同層級中共幹部的訪談上，高層和地方層的都有。我問他們，什麼是他們當前主要的關注點，以及他們如何處理和克服困難。從那些談話中，有一些奇怪的術語經常出現，就是「試點」、「由點到面」。當我嘗試尋找「試點」的來源，或者這種特殊方法論有哪些特色時，才發現他們根本不思考這些問題。這是我的訪談中很有趣的地方，他們從來不認為「試點」是一個特別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這只是「作風」，——「這就是我們的作風」。他們不思考到底是什麼。比如我問如果「試點」失敗了，你會做什麼呢？他們回答，「不了了之」，就不講了。

不過習近平治理下的大部分政策制定，都更像是一種「危機模式」下的反應。他並不相信原有系統能夠執行他的政策，所以才要創造新的制度，讓他可以一直施加壓力。2012年以來，習一直試圖保持「高壓政治」。因為那時候出現了薄熙來、周永康等事件，中共領導層因此陷入嚴重危機。我認為，他正在嘗試繼續維持這種危機氛圍，以此製造一種永久危機的模式，來增加自己的核心權力。

端：那十九大以後呢，這種危機模式會解除嗎？

韓：看起來不會。

我知道有人希望會如此。習的地位已經穩固了，那麼他可以放鬆下來。但事實並非如此，對習近平來說，他的使命，第一就是要在21世紀振興社會主義中國，第二就是要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重新定義中國的地位。我認為這兩個他自我定位的歷史使命，超出了短期的政治計算。

我在書裏沒有談到的，就是中共如何將新的數字技術用於實現目標。這是目前中國領導層為何對人工智能如此痴迷的原因，他們真的想讓中國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這契合共產黨的科層制度與它的組織原則：他們利用數字技術實施全面監控、控制、引導、審查等，新技術對共產黨來說是完美的控制工具。以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很可怕，因為新技術似乎完美地契合共產黨的統治需求，共產黨將支持和加強新技術，它隨時更新，讓你時時刻刻都處於在這個技術構建的牢籠之中。

端：最後讓我們再來談談習近平時代。在最後一個章節，你對這個時代有很多批評，你說到了「習李體制」，就像「胡温體制」——現在你還認為有「習李體制」嗎？

韓：我不再認為是這樣，現在只有習體制。

端：在你的書裏，最後一章習時代之前的六個章節，你覺得中國的政治體系是行之有效的。

韓：不，我只是認為此前中國的體制具備「韌性」（Resilience）。這一體制當然有很多不足，失敗時常發生。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是，為何共產黨能保持靈活，而不是高效——我不會用行之有效這個詞，我會用「韌性」。

端：但是在最後一個章節中，你對習近平時代中國體制的韌性保持懷疑。

韓：因為如今的中央集權化程度令人窒息。曾經的去中央集權，是可以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有數據表明，「試點」活動，從2012年起是逐漸減少的。所以這種過度依賴中央集權的領導方式，是有明顯風險的，尤其當領導只有一個人的時候，這讓整個系統都充滿風險。

端：在這種模式下，你懷疑「頂層設計」的有效性，對嗎？

韓：是的。我認為，如果你在進行「頂層設計」的時候，是否想過地方的不同政策，地方一級將會失去所謂的「因地制宜」。這就意味着，一旦是黨中央決定的，都將被執行，不管這是正確還是錯誤的。這就是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的危害，如果最高領導人說必須朝着這個方向走，即便這是災難性的方向，也沒人阻止得了。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因為一旦他錯估了情況，導致中國走錯了方向，這將會成為全國性災難，乃至於全球性的災難。

端：目前在黨內，對最高領導人仍然會有約束力嗎？

韓：目前恐怕沒有那麼多。習近平願意傾聽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是聽取對抗性的建議。黨內沒有對抗性（勢力的存在）。如果他宣布一個決定，他認為這是重要的事情，沒有人會站起來說，「不，這是錯的，你不能這樣做」。

端：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帶一路」最終失敗了，習近平會對它負責嗎？

韓：這是一個風險。像「中巴經濟走廊」這樣的大型外商項目，發展下去可能也不在中國的控制之下。如果類似這樣的事情失敗了，對習來說是一個風險。因為很多人可能不會公開表態，但大多數人會私底下責怪他。 這確實具有不確定性，如果失敗了，會有反彈，但也許是隱藏的、緩慢的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