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溢出》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又一个逐渐演化出的庞大的系统在支撑。

p35 为了确保创新效率，大公司就必须把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出去，否则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必须调整整条生产线，转型成本非常高，这会严重拖累创新效率。

这个时候，中国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配备上，中国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广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在一种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出现的，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完美理解，但它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当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让中国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p37 我们在分析供应链网络时，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变量：规模。规模越大，网络里的中小企业久越多，分工就越深，效率也就越高；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弹性就越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中国的规模是举世无双的。

p41 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双层循环”中具有主导型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只有量的扩张。在给定技术条件下，资源是有限的，单纯依靠量的扩张，迟早会陷入一种内卷化的困境。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新模式的创新经济拉动起来的。

p44 “双循环”结构想要延续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在内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外部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秩序。

p133 苹果在印度和巴西设置代工厂，主要是出于规避关税的考虑——在那里生产的手机主要用于满足当地市场。

p140 隐性知识 tacit knowlegde 隐性知识是显性知识的前提，人类正是以一系列隐性知识为前提，才获得学习显性知识的能力的。

规范化教育传递的都是显性知识，但正因为作为前提的隐性知识的存在，“人“才不会被规范化教育单行度地塑造，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有着一种积极的主体性——通过隐性知识不自觉地决定该如何消化和理解显性知识。这就保障了“人”是学习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从而令“人”能够突破给定知识，形成创造力。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生成。

人类的手艺，机器人则无法替代。

网络的效率才是成本控制的核心，而规模决定了效率。

p147 overqualified 中国的这种人才水位落差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人才红利，外资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红利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

p159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信息技术产业，还在发展，其核心动力是创新。这一轮创新是由两条腿来支撑的：一条腿是技术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自由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法律生态环境，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另一条腿是商业模式创新，它依赖的首先是足够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

p179 企业在经营中倘若执着于国家属性这种政治性，便会遮蔽掉本应聚焦的商业性。实际上，反观历史，政治性被提到前台，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设定为第一优先排序，仅仅是最近这两三百年的事情，这是民族主义理念塑造出来的结果。

越是全球化就越要本土化

p250 海外中国人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相互联系、互相融合的坚不可摧的底层河床。河床往往很难为人看到，但它规定了表层的河水会怎样翻腾。

p254 苹果公司现在已被统计为爱尔兰最大的公司，尽管它在爱尔兰没有开设一家专卖店。

p263 汉萨同盟公认的城市吕贝克的城门上刻着一行字：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寸板不许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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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政治秩序与商人秩序是并行的，而商人的发展催生了现代国家，导致近代以来强大的政治秩序遮蔽了商人秩序，封装式思维笼罩了一切，国家在彼此对抗中刺激着技术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到当代让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开始分离。

P304 这个解释框架里有若干个前提：

1，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出现，是基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新一轮创新经济和外包需求而被拉动起来的。“世界工厂”在这个中意义上是“被成长”的，如果没有外部世界在生产层面的外包需求和在消费层面的市场需求，则中国制造业是无法如此成长起来的。中国的成长必须在一个全球经济秩序中才成为可能，如果自外于这个全球经济秩序，是没有前途的。

2，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基于供应链网络的超级效率，而这个供应链网络不是任何中央集权的大脑能够设计得出来的，它是在市场过程中自生地演化出来的。市场演化中最有活力的行为主体，是中小民营企业。如果抑制了中小民营企业的活力，会在实质意义上抑制掉中国经济的活力。

3，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在于中低端制造业，而不在高端制造业。

4，既然如此，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日常状态下，各国彼此之间有着起码的信任，人们才会从成本角度来考虑问题。

5，前提是与各国保持信任的关系。

6，如何保持信任关系？中国必须打开足够的视野和格局，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信任关系，必须在一种具体可执行、可验证的国内、国际机制安排中落实下来。

p306 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混淆 专业逻辑和体制逻辑的混淆

情绪直接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p312 毕竟西方是要花大成本重建一套生产体系的，这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到了十几二十年后，西方完成了技术迭代，进入到下一代技术，而中国的技术迭代能力跟不上，中西方有了技术代差，到那会，中国经济也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p314 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提出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样一种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这样一来，德国的复兴就相当于欧洲的复兴，德国才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

德国拉上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推动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

p319 如果脱离西方的技术和理念引导，中国制造就很容易与世界市场的方向脱钩；但是如果脱离开中国制造的规模和效应，西方的技术和理念在落地的效率上也会大为降低。中国和世界的互相依赖有着结构上的差异，中国更多的是外功，是肌肉，容易带来数量上的突破；西方更多的是内功，是大脑，更容易引发真正的质的变化。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有着巨大难以替代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是不能脱离世界而自行运转的。中国必须保持开放，更多的开放，才能真正地释放自己的优势。

P324

1996年，有四十个国家共同签订了瓦森纳协定。因为瓦森纳协定，中国就无法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于是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比世界先进水平始终差一代以上。

p327 缺乏“从零到一”的创新。中国有很多实用新型的创新，但这些不是“从零到一”的创新。中国往往是“从一到一百”做得比较好，就是在生产中，不断地改良，不断地反复运算进化。

缺乏“工匠人才” 中国制造一直处在低水平竞争纬度，实际上跟“工匠人才”的缺乏密切相关。

人口红利转变为制度红利

p336 重新观照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屈辱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单向度的屈辱史观，实际上遮蔽了更加重要的历史面相，相当于用一个手指头遮蔽了九个手指头。这样一种遮蔽，使得我们无法恰当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会严重地扭曲中国的国家目标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