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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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华日报》三版刊登翦伯赞《展望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五年带给我们的，是民主的福音。因此在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要把中国变成民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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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柄利剑。当年的中共，剑法娴熟。“停止审查制度，取消党化教育设施，停止特务活动等等。
中共代表王若飞建议动员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进言”出自郭沫若的手笔。成稿后，郭和他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即刻秘密征集签名。著名国画家徐悲鸿的签名，就是郭沫若带着周恩来托送的小米和红枣亲自去看望时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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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共在重庆加印本期报纸三万份，竟利用国民党的管理疏漏，神奇地将其送入国民党“六全大会”代表的文件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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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新时代中国的舵师》
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
1943年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忧心忡忡的一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他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5年、8年，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针对的是蒋介石在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内大声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眼看到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徐佛观却十分担忧。当年10月，他返回重庆后呈上“延安印象意见书”，蒋介石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在1950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的徐佛观（此时已改名徐复观），那时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
住所已经从杨家岭迁往枣园的毛泽东胸有成竹。他知道，对于远在延安的共产党来说，执政只是时间的问题。
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是蒋介石名下的《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的，是《论联合政府》。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大力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作为对应，一首歌曲很快被针锋相对地创作出来，歌名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1945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规模发展到91万人的时候，这一口号被添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实力加暴力，是中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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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
林语堂表示，共产党没有把国家意识放在当的意识之上；共产党赞成选举，但他们的选举只是党内选举，中国喜欢吃得饱甚于言论自由，而我们既要吃得饱也要言论自由……
史沫莱特：“你们听说过中国共产党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们见过一个共产党在美国购买产业吗？
抗战爆发后，中国各所著名大学流亡西南，北方的叫“南渡”，沿海的称“西迁”。浙江大学这一路，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携大批图书和器材，步行两千六百公里，到达贵州，继续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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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填写了《民主进行曲》
1945年7月1日，一架飞机由重庆飞抵延安，由此开启了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人在延安的参访之旅。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一行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
7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到自己的住所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于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说，刚开始时，大家都能尽心竭力，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等到环境好了、事业成了，就开始懈怠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这个担忧，毛泽东稍作思考，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将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这段对话，很快就流传开来了，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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