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壓倒民主

 序一

革命壓倒民主

　　看完這本書，就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

　　説它是夢，是因為夢到了過去。但是它又不太像夢，雖然長長的五六十年的時間給它蒙上了一層惝恍迷離的薄霧輕紗，然而它畢竟太真實。收在這裏面的上百篇文章，還有幾十幅圖片幾乎都是我自己一字一句看過、讀過、學習過，並且宣傳過的。這些文章講話與文件都發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正好是我上 大學到參加工作的時代。我曾經據以領導過當時的抗日民主學生運動，這些文章就是我們當時的口號和綱領。抗戰勝利後我到了《新華曰報》。雖然我是新手，輪不上我寫這書裏面收的文章，我現在也沒有能力辨認這裏的哪篇文章是誰寫的。但是我還分明能記憶起這些文章的作者們的音容笑貌來，他們大多已經過世 了：范劍涯、鍾穎、陳馳、鄒適今……且不説名氣要大得多的領導人潘梓年、章漢夫、張友漁、夏衍……。當然還有至今還活在中國人民記憶中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我自己就是當時的一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分子，是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黨统治下並沒有經歷過甚麽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捨生忘死地願意為其實現而奮鬥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甚麽滋味。

　　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

　　但是誰又騙了我呢？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註：指本書1999年版的副標題）。這難道也是我幹過的事嗎？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於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約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難道敢説自己曾作了莊嚴的承諾嗎？這樣説不是自我膨脹得沒了邊了嗎？我倒是想懺悔，但是我配嗎？

　　有一個老朋友，是六十年前的留美學生、中共黨員。一九五七年的時候在駐外使館工作。使館本來是不劃右派的，不知怎麽他忽然在夏天回國一行，結果當上了右派，受的罪比我大得多了。七十年代末與我重逢，我問他是不是感到委屈。他説，「我在美國把那麽多留學生都動員回國了，他們紛紛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麽對得起別人呢？」

　　我只能説，我的心情也同他差不多。我也在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而且是極右分子。

　　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抗戰壓倒啓蒙。這是得到許多人贊同的，我也曾經以為此説近乎情理。戰爭總是要限制一點人民的自由，民主如英美，凡事關軍事機密的新聞，也要送審，何況民主意識十分薄弱，自由權利十分脆弱，而專制主義又根深柢固的中國。但是讀完這本書，卻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從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起，幾乎都強調：「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中國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類似的言論充塞在這本書中。

　　其實，就整個抗戰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而言，毛澤東和共產黨主張民主的言論，本書失收的還有很多。最重要的如，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沒有國內民主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的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统一戰線的建立。」他又説：「抗日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给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的條件。」(《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43-264頁)

　　憑這些，怎麽能得出結論説，抗戰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呢？

　　當然，這是共產黨方面的要求，如果執掌着全國政權的國民黨相應不理，也還是沒有辦法。但是，國民黨好歹接受了共產黨方面的意見而決定對日抗戰了。抗戰開始前夕，以武裝對抗國民黨十年而且自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就已經取得了合法地位，從「匪黨」變成「友黨」了。八年抗戰，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約略類似於兩黨並立的局面，人民言論自由的空間有了相當的擴大（主要是在國民黨统治區）。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開頭所説的「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655頁）。不過這個比喻實在不大恰當，因為國共兩黨歷來都是擁兵自雄，裂土而治，共同抗日其實是很表面的，內裏都是極力想擴大自己的勢力，甚至吃掉對方，因此合作幾度瀕於破裂，總算勉強拖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舉行了中國歷史上代表性最廣泛也最民主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如何實現中國人民的百年大願──民主憲政時，連《和平建國綱領》都協議通過了，但是就是因為國共雙方在軍隊國家化和各自實際控制區的劃分上相持不下使會議的結果歸於流產。會議在慶祝成功半年之後终歸破裂。雙方都是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中國的命運還是要靠武力來決定。

　　事實上，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曾有過六次民主啓蒙運動，第一次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一八九八）維新。第二次是辛亥 (一九一一)革命，推翻了清朝，使傳承了兩千多年的皇帝從此退出中國的歷史舞台，但是卻並不能阻止更精密嚴酷的專制主義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第三次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樹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給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第四次是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打倒了軍閥，重新統一了中國，把五四精神最粗淺的觀念推廣到了全國各地。第五次是一九三七年的抗戰開始以後，後來因為軍事上失利，抗戰越來越艱難，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矛盾也越來越大而使民主運動趨於消沉。直到一九四四年末日本失敗的徵象已露的時候，才又出現了第六次民主運動的高潮。抗戰勝利以後，百年國恥已經洗盡，租界已經收回，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領事裁判權已經撤銷，中國已經以五大強國之一的身份不但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而且成為手中握有否決權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人們認為一八四O年以來中國最大的民族願望──實行憲政民主已經伸手可及了，因而熱烈參與討論起「民主建國綱領」來。這場運動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完全消滅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二十年的统治，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綱領才算結束。

　　人們完全沒有料到，這次抗日戰爭勝利帶來的民主啓蒙運動的結束也是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民主啓蒙運動的最後結束。十一年以後，還有一次為響應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號召而進行的一個多月的「大鳴大放」，然而那不過是以前歷次民主啓蒙運動哀痛而淒厲的回聲而已，凡是鳴放了一聲兩聲的右派分子的悲慘下場已 經是盡人皆知的了 。

　　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多年中國民主運動幾起幾落而迄無成就，不但説明了這個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的東方大國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説明樹起了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五四運動實際上並沒有使二者在中國扎下根來。中國人從根本上説並不懂得甚麼叫民主，特別是作為制度的民主。誰都説不明白民主的前提是甚 麽？必要條件是甚麽？所有上面所説的歷次民主運動過後，就根本沒有人進行認真的啓蒙教育。八十多年來民主之説盈中國，實際上不過是一句時髦的邀買人心的口號而已。

　　首先證明這一點的就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第一個把「德先生」與「賽先生」也就是把「民主」與「科學」請進中國來的陳獨秀就根本沒有搞懂甚麼是民主。雖然他先驅之功永不可沒，但是在五四運動的第二年〈一九二〇年）也就是他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前一年，就在《新青年》(8卷4號)上發表文章《民主黨與共產黨》，反對起資產階級民主而鼓吹起無產階級民主來了。他説：

　　民主主義是甚麽？乃是資本家階級在人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現在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從前政治革命時代，他打倒封建主義底功勞，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在封建主義未倒底國褢，就是現在我們也不絕對的反對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資本和勞動階級未消滅以前他兩階級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從哪褢去找全民意？ 除非把全國民都化為資本家或都化為勞動者，才真有全民意這件東西存在，不然無論在任何國家裏，都只有階級意、黨派意，絕對沒有全民意。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階級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勞動階級底意，他們往往拿全民意來反對社會主義，説社會主義是非民主的，這都是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67頁，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版）

　　無產階級民主由陳獨秀這樣的雄傑之士來提倡，其價值與影響當然是非同小可。陳獨秀是中國左派的開山祖師，從此以後中國所有左派的民主觀都受他的影響，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經過二十年的磨煉閱歷而重新覺悟回歸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來了。但是他十年前的思想已不是他能挽回的了。他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我的根本意見》中説：

　　民主主義是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於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辭，其具體内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和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在同年九月《給西流的信》中陳獨秀還列舉了他認為的民主政治的幾個必要條件：「（一）議會由選舉產生；（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三）政府的反對黨派公開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此外他還説，「無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只能是領袖獨裁」。

　　陳獨秀的二次覺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前的思想已經經過擴大宣傳而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的心中牢牢地扎下根了。當時的陳獨秀已是「刑餘之身」，貧病衰老，僻處江津小城內。他的話已經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可能知道，以他當時「托派」的身份，也只會被認為是「叛徒的囈語」，只有當年與他並肩戰鬥過的老朋友胡適才加以重視，加以露布，然而連死水微瀾也已引不起來了。

　　看一看《先聲》就可以發現，許多糢模糊糊鼓吹民主的文章中還經常提到蘇聯的民主，把它看成是更新式的、更理想的民主。典型的是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其中説「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出版自由的最高典型」，最嚴密的意識形態的控制與封鎖竟使這位可敬的長者根本看不見蘇聯已經從肉體上消滅了一切被認為是不順從的人，除黨的報刊而外根本沒有任何獨立的出版物的事實，反而主動地為它作義務宣傳。

　　尤其突出的是，當時被認為進步的立法院院長孫科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在軍政座談會上説，一個民主國家要有三種自由：民族自由、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德日法西斯國家只講民族自由，英美加了一個政治自由，只有蘇聯還有經濟自由。這話在今天看來真是淺薄之至，但是我們當時卻把它奉為至理名言，把報上登的他這篇發言，抄成大字報，廣為宣傳。《新華日報》也把它寫進自己的社論。

　　總之，讀者要是仔細研究本書，就可以發現，中國的左派其實並不真懂民主，連民主的常識都沒有。不妨打開本書，看看當時名望很高的張申府寫的《民主原則》，就可以發現，這位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清華大學的哲學敉授、羅素的朋友、著名的民主人士對於民主原則的解釋實在是混亂一團，與前面所引陳獨秀言論的乾脆明瞭不可同日而語，然而他還肯定「在客觀上，中國的民主前途已絕對可以斷言而完全無可懷疑了。」

李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