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谈阿富汗

正如阿富汗裔作家安萨里指出的：“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

安萨里列举了雅利安⼈，他们给这里带来“雅利安那”之名（阿富汗国家航空公司一直就叫“雅利安那航空”）和印欧语言。后来波斯帝国征服此地，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支延续至今（普什图语、达里语和塔吉克语均属该语支）。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征服，带来延续200多年的“希腊化”诸王朝。南亚印度人的孔雀帝国和此后大月氏人的贵霜帝国先后征服此地，使阿富汗出现了数百年的佛教化，并与此前的希腊化文明融合，产生出了犍陀罗艺术，本来没有塑像的早期佛教正是在阿富汗，学会了这种源自希腊的造像艺术。没有这些征服，印度不会有阿旃陀，中国不会有敦煌，阿富汗本地也不会有巴米扬大佛——塔利班之祸使它从人类遗产沦为人类遗憾。

显然，尽管阿富汗确实地形复杂、民风剽悍，但是，这其实并未妨碍外来征服者入主本地。反倒是崎岖的地形、复杂的族群、极端的教派政治和桀骜难驯的部落社会，更便于本土军阀割据。于是领主林立、群雄并起、民族国家整合困难，形成本土意义上的“帝国坟场”。

换言之，阿富汗的这些“特点”与其说利于“攘外”，不如说难于“安内”。在这种情况下，本土军阀要扫平群雄，手段往往比对付外部入侵者更加残暴，甚至比外部入侵者镇压本地人更残暴（犹如希克马蒂亚尔比苏军更残暴、塔利班比美军更残暴一样）。而外部入侵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根本不是本地人团结御侮如何坚持抵抗、本土军勇敢善战斗志多么坚强，而是在（往往是轻而易举的）成功征服之后，要“捏合”这个国家并不容易——但只要足够野蛮，却也不比本土力量自力更生扫平群雄更难——这就是古代外部征服者在阿富汗建立的统治往往比本地人、尤其是普什图人的统治更稳定的原因。

显然，就武力强大而言，美胜于苏，苏胜于英，英胜于阿富汗的传统外部征服者（从雅利安人到蒙古、突厥等），但就野蛮和不择手段而言，美不如苏，英不如传统征服者。仅就击败本土抵抗者而言，上述武力最差的征服者对付阿富汗落后的本土势力已经足够，无论传统征服者还是英苏美，都顺利地占领过阿富汗。但在征服后要整合这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则似乎是越野蛮越有效。雅利安人、蒙古、突厥等成功了，英国不成功但有所得，苏联和美国则几乎血本无归。

在这个意义上，阿富汗与其说是“帝国坟场”，“民主坟场”，“社会主义坟场”，不如说是文明的坟场。而最近这次美国的失败，与其说是美国失败，民主失败，毋宁说是文明的失败。这不仅对美国是个悲剧，对阿富汗又何尝不是悲剧？正如朱永彪先生读安萨里的书后感言：阿富汗历史的主题其实不是阿富汗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而是阿富汗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对决的历史，其结果往往以改革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流血失败而告终，这最终造就了今天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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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的阿富汗系列评论文章之七

欲罢不能的阿国重建

美军在阿20年，扶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搞民主，最后是彻底失败。其原因和教训，必须反省。

但是，有人说这20年的阿富汗还不如“埃米尔国”1.0版那五年，还替阿富汗人编了段子，说是“塔利班时代我们没有选票，但其他什么都有。而美军来了我们有了选票，却失去了其他一切”。这当然也是违反常识。

从统计数据看，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经济立即出现恢复性高增长，2002/2003财政年度增长30%，2003/2004财政年度又增长了20%。此后转入常规增长: 7.5%（2004年）, 15.1%（2009年），7.6%（2010年），即使在塔利班反扑、战争行为加剧、政府控制区缩小的最近几年，GDP通常也仍能维持正增长：1.8%（2018年）、2.9% （2019年）、-5.5% （2020年），甚至共和政府倒台前，有关方面还预测今年会有1.0%的经济增长。（注1）

总的看来，由于国际援助和干旱的结束，共和政府在其整个存续期间的经济增长数字还是可以的：2020年阿富汗的GDP为2002年的将近5倍，人均GDP也达到了2002年的2.8倍。在未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政府控制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即便是抨击美国的中国作者也说：“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困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注2）

在社会进步方面，女性地位的提升当然无可怀疑。塔利班时期女孩能上中学的比例为0，塔利班垮台两年后的2003年，6%女孩成为中学生，2017年又上升到39%。共和后期的女性大学升学率达到5%，就业率达到22%，公务员中女性为20%。在全世界比上不足，在阿富汗史无前例。而2017年议会中27%的议员为女性，这个数字已是世界前列。在2019年，阿富汗经济中已经出现1000名以上的女性老板。而这些数字在塔利班时代都是零。塔利班时代对阿富汗百姓而言实际上根本没有网络可言，但共和末期阿富汗人22%是网民，69%有手机，440万人使用社交媒体，这些数据与巴基斯坦的差距已经不大。如今阿富汗23%的男性有银行账户，这个比例已高于巴基斯坦的21%——但阿富汗女性开立银行账户的仅有7%，男女合计的银行开户率只有15%，仍低于巴基斯坦，更无法与印度的80%还低得很多。（注3）

比这些数字更可信的是人们的直观见闻：与第一次塔利班掌权时期满城废墟、无一新楼、人口只剩50万的喀布尔相比，2020年前的阿富汗首都已经是新楼布满天际线，小汽车到处堵塞街道，市面熙熙攘攘，人群衣着得体。女性仍然流行穆斯林头巾，但色彩缤纷，黑罩袍并未被禁，但已很难看到。到处可见行人举着手机边走边通话，人口从50多万暴增至400多万，名为“喀布尔新城”的一大片开发区正大兴土木……有当地中国商家朋友称：现在的喀布尔看建筑就像中国的八九十年代，看汽车和手机也就是中国的十年前吧。

当然，与八九十年代乃至十年前中国城市不同的，是今天喀布尔除主要城区的大片楼房外，在城市周边与市内三座山的坡上还有大面积的贫民简易住所。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里这是常见景观，与印度、菲律宾大城市的“贫民窟”相比，喀布尔的贫民区条件应该算是好的。而且考虑到：在第一次塔利班掌权时期的严厉“户口”管制废除后，喀布尔一旦“解放”，人口很快急剧膨胀到400多万。在这种条件下，这些贫民区事实上也见证了阿富汗人权的进步——这里不会有驱逐“低端人口”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