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阅读之《牛鬼神蛇录》

 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 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支手枪。旁边几个 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 间,把他的一只眼睛挖掉了!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 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 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 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 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像法国大革命的残暴 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

“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 战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 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的牺牲 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人中有人抽泣,当然不是 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 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

“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毛火 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像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的不安和愤怒。 “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

我猜想,高建军一定像毛火兵一样,认为杀死这些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家伙是保卫红色 江山的神圣事业。他们看了太多的这类将迫害和杀害政敌描写成神圣的阶级斗争的电影。她 头脑里一定是塞满了革命回忆录和电影中神话共产党对“阶级敌人”迫害的故事。我小时候 也看过不少这类宣传,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当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 会变成高建军那样的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 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 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 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 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 他们安排到同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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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录 粟异邦

‘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伙子’,鬼才晓得他是 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 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 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 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 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 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 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个老家伙是真正参加了他们的民主党。干部不但没有给他奖励,反 面给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实当初干部正是要他不择手段地骗取粟异邦的信任,但是再没有人 提起当初干部的空头支票。本来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饿死那么多人,谁都会同意粟异邦的 观点,这来老家伙心里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而干部也是哑巴吃黄连,知道这些 政治犯没有一个不恨共产党的。”小杜口气中又有了一点对那老家伙同情。

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

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 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 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 《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 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 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

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 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 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 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 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 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四人帮倒台前,陈老师曾告诉过这个政治犯,他预见毛泽东一 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 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暴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 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 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 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 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 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 个世界应该怎样?”今天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 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 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问题是你父亲的政治观点是对的,你参加造反也是对的,微妙就在 这儿。”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释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倾机会 主义分子’、‘走资派’,及平民之间的冲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林彪提出批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口号后,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受过当局迫害的人起来造刘少 奇、邓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 中都打着批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招牌起来造反。而当时在朝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派 的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都采取压制迫害这些‘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知识 分子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打着毛泽东反对右 派的招牌迫害在野的右派,而后者打着改造走资派的招牌反对在朝的右派,毛泽东在文革中 重新将政治权力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来就利用了这个在朝右派与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 会’。” 

老刘不以为然道:“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都是左得可爱的人物。他们那时号召每个共产党做党的驯服工具,那种窒息人 的创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毛泽东文革中做 的坏事比刘少奇更多,所以人们两害择其轻,大家现代都同情刘少奇。”

老刘的这段话令我十分吃惊,因为他所有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像是对刘少奇观点的间接支 持,他也曾表现出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发觉,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周 恩来的好感却是有极大保留的(“两害择其轻”)。

三月份,建新农场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是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的闸口上开的。这个闸口 是经常宣判处死在劳改队继续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个宣判大会上,干部们宣布中共“一打 三反”运动的决定,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林 彪下令杀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当作标语 贴在会场上。那次宣判大会当场枪杀了五个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劳改队继续 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这几个案例都恐怖万分,因为被处死的罪名都是 针对思想言论,而非任何具体行动。

记得有次他告诉我,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利用人类更迭来消灭 政敌在历史上的痕迹。例如,即使在国共两党冲突中是共产党无理,但对国民党从不了解的 年轻人从小就根本没有国民党的教育,年轻一辈长大后,他们之间的人事关系就根本没有国 民党的根基了。同样的道理,即使右派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新起的一代从小 受反右派的教育,将来他们也可能完全否定右派。所以将来政治变动的希望完全是在共产党 上层内部的冲突。从刘凤祥这些观点,我不能判断究竟是他早已从事政党活动,只是瞒着我, 还是对他的判决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如果是前一种情形,我和刘凤祥相处的两个月 中,我已开始卷入这个“中国劳动党”的活动,说不定刘凤祥正在把我发展为这个反对党的 成员。我感到一种接触到一个可怕的杀头罪的边缘的紧张和恐惧。我下定决心,在后半生中, 我一定要搞清刘凤祥被杀这件事的真相。

宾兰庭经常说:“文化革 命这场戏真是精彩,只是对我们当观众的来说,‘票价’实在是太贵。”

“布告上没有任何 罪证和犯罪事实,只有被判死刑者在国民党时代的官衔,真是太可怕了。有时一天几十张布 告,上面全是执行死刑的红叉叉。这就是改朝换代呀!这就是改朝换代呀!”

毛主席是了不起,他就把国民党的社 会基础完全消灭了,从上到下完全换人。”他不再往下说,但我可以体会到,他的这一套改 朝换代理论是想说明,共产党朝代的稳固不是因为它的开明,而是因为它的残酷。

尽管对共产党朝代的残酷心寒,但宾师傅却有一种中国老一辈人中相当普遍的犬儒主 义。他总爱说:“只要一个国家不打仗,有几十年总会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对改朝换代的灾 难印象太深,大家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

这真使我感到意外。宾师傅是那种工于心计, 精于计算,看重财产、技术和事业的人,结果在共产党执行开明政策的时候却对财产和事业 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想起宾师傅在六栋里给我讲韩信的故事时的神态,我知道这种决定不是 轻易做出的,他一定借古鉴今,对中共这个朝代的演进想了很多。他的举动说明了他对这个 政权已完全没有信心,但又无可奈何。

当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统治了 所有人的活动,当局的政治目标成为主宰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的准则,所以老余讲起他的业务 来,总少不了涉及政治。一天他向我详细讲解“径流系数”的定义,他举例说,“全国农业 的模范,大寨大队三次修坝蓄水,但每次他们都不测量周围山坡的径流系数,不计算最大径 流量,结果一下大雨,坝就被山洪冲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要全国人民学习他们这种 不科学的蛮干方法。”

人们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复,也感 到理性的恢复。这种微妙的变化特别集中表现在报纸的宣传上。报纸上文章的语调十分像 1962 年一样,总是有两个意义相反的句子联在一起,比如“我们应该突出政治,但是也要 把业务工作做好”,“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但是也要发挥专家的作用”,“我们应该强调教育 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也要重视教育质量”,等等。看得出,“但是”后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 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但是”后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 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号。

道县事件时,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的儿子冲到 这个地主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全家杀死。文革后秩序恢复后, 这几个杀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宝就是被判刑的一个。如果轮奸的不是地主 子女,一定会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几位老者听完一位与“道县事件”有关的犯人讲完 这个故事后都不停地叹气。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声说:“这就是共产党法律的阶级 性,法律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呀!

他是讥讽宋绍文 在装“假积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气质,他有一种要“热情、积极” 的个性倾向,不管这种积极是当年热血沸腾抗日也好,还是文化革命中轰轰烈烈造反也好, 还是值日时不折不扣的积极也好,宋绍文有种要轰轰烈烈、全力以赴、充当英雄的本能的冲 动,也许人类社会中的革命和各种极端的社会运动都与这种人的本性有关。

一九七 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他又卷入了长沙学生的民主运动。长沙的学生运动领袖梁恒后来在 纽约告诉我,长沙大学生为他们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示威和绝食时,宋绍文曾找过他,向他 建议一些与政府斗争的策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肯定我对宋绍文的判断:他是有某种 追求轰轰烈烈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病,正像偷窃狂和露阴嗜是精神病一样。

“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 之长却没有思想,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 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句话。

我们回忆着这三十年,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大 饥荒,一九六二年复旧,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的复旧,一九七四年的造反派平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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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录 何老师

 

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

 

 所以我向他直抒己见:“如果没有国与 国的大规模战争——像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共产党朝代总是稳的,不管它内部有多少动 乱。共产党朝代像明朝,开国时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全部彻底搞臭搞垮, 大部分关到牢里以及杀掉。像一九五八年共产党搞了一个划坏分子和极右分子的运动,把与 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全部划成坏分子、极右分子,判的判、管的管,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 总有二三百年的寿命,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

 

而按中国一九五零年代初颁发的“惩罚反革命条例”,这种政治关系本身就 可以被视为“犯罪”;如果政治思想交流涉及推翻共产党的内容,这“罪”可以判处死刑, 所以对这类“政治犯罪”的处理是极为可怕的。当时处理这件事的劳改干部是极有经验的人, 从他们破获无数次劳改队的政治组织经验,他们知道政治犯被判刑后,由于无处申诉,有着 强烈的“树党强诉”的倾向。所以他们相当肯定这些人是在谈论政治组织和反对共产党的事。 但他们又没有任何物证,所以他们把这几个政治犯分隔开来,戴上脚镣,逼迫他们承认他们 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反共政治活动有关。这些人没有承认。

侯湘风答道:“毛泽东文革时说造反派是革命派,现在又 将造反派称为‘五·一六’,说是最大的反革命,这真像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蒋 介石支持共产党,那之后他又反共一样。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 造反派的转变。”

 

 我本来是在安慰罗培江,根本没料到一年后,中国当局果真宣布了对“地富反坏右”摘 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称摘帽的原因是由于地富反坏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为 要确立人权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当局与反对派关系又紧张起来,这 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反革命分子又会因为“没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吗?!

 

但我却托就业 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像家畜,一半像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 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

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 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 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 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后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 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 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 来越强。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 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 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 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 1917 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 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 输了认输,是关键的。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 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 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 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 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 个世界应该怎样?”今天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 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 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