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阅读之《五四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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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于它是现代性在中国生根的一个显著标志。现代性元素伴随着西力东渐从晚清依稀出现在中国，人们对它的认同是艰难的、犹豫的、现代性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国人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向对近代的工业文明的认同，从古老的家国天下的帝制秩序到自由、民主、自治的共和制的转向，从传统的儒教伦理到容纳个性解放的新文化秩序的确认，在近代中国是一个突发、快速、激辩的过程。

 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在互相转化，‘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所谓‘兽性’，谓意志顽强、体魄强健、信赖本能、顺性率真。陈独秀把提倡‘兽性主义’列为四大‘教育方针’之一。针对这种‘野性’的偏爱似乎成为新青年的精神特征。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对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亦作了新的辨认：‘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傅斯年打算“鼓吹神圣的野蛮主义”的想法与陈独秀提倡“兽性主义”教育的做法如出一辙。 后来鲁迅在《论中国人的脸》中比较中西脸相特征得出两个公式：人＋原始性情＝西洋人。人＋家畜牲＝某一种人。他对野畜“驯顺”为家畜所表现的“人性”不以为然，以为中国人的脸“还不如带些原始性情”。

引自：第14页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五四时期是公共空间大为拓展的时代。“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严酷镇压革命党，控制新闻舆论，公共空间大为压缩。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各地进步青年纷纷起来组织社团，创办报刊，逐渐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据统计，1919年这一年中全国涌现的新思潮报刊就达四百余种。 其成员大多为青年学生，通常以研究问题、揭露黑暗、改造社会、宣传新潮、追求解放为职志。公共空间的拓展，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活跃创造了必要条件。 傅斯年说，五四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陈独秀更加指出“社会的觉悟”。

引自：第15页

魏楚雄 清政府于1644年统治了中国，但其政权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这就是为什么康熙晚年开始禁止历法研究和公开讨论天文预兆，并于1715年在科举考试中野禁止相关内容。 文字狱也成了清朝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案例共有一百六十多起。 《四库全书》名义上是整理保存古今典籍，实质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清洗。 乾隆命各省查缴的“诋毁本朝”之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之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与四库所收的书籍一样多。

引自：第24页

梁启超在甲午之后指出，当今国际竞争态势将国家分为两类：能群与不能群。能群的特征是：强、智、通；不能群者是：弱、愚、塞。 西方强大的秘密，在梁启超看来是能“群心智”以成就大事业。欧洲人之所以能“群心智”，主要在于能推行三件事：国群（议院）、商群（公司）与士群（学会）。 陈独秀“恶国家不如无国家”。他宣称，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法享受权利，一家之人唯有听命于家长；扩而大之成为国家组织时，一国之人则听命于元首。封建社会的道德是阶级道德，在家族里讲究孝道，在国家组织里则强调进忠。 1917年1月，陈独秀写出《偶像破坏论》

引自：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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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生致北京政府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