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阅读《出卖中国》

党产通国产

有关中国模式的辩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威权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成本和政治后果。

楼忠福 斯鑫良

最大的差异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在共产政权崩溃后才发生掠夺国有资产的现象，而中国的精英们是在后极权政府依然牢牢掌权的环境中巧取豪夺。前者是因为权力真空，政治混乱、法律漏洞和缺乏私有化的知识经验。而在后者，中国的统治精英事经过盘算后刻意做出政治选择，创造出一个能把国有资产放入私人口袋的环境。另一个重要差异是掠夺国有资产是发生在中央层次还是地方。在中国，掠夺的层次就比较分散，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都在谋夺国有资产。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5年的报告，国有资产总值高达181兆人民币，占全国总资产51％。

后天安门时代，国家下放了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但没有对所有权作出清楚界定，所以让政治和经济精英有机会用低价甚至免费取得这些资产。

P67

土地财政收入并不是用在经常性支出（例如社会福利或公务员薪水），而是用在固定资本投资。事实上，地方政府在2000年到2010年间出售的大批土地主要被用做一种财政杠杆，用土地向银行贷款来做固定资本投资。1994年，中央允许地方将卖地收入全部留在地方。

土地持续由国家所有事寻租机会的源头。

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在2008年到2010年间，地方政府的利润空间是42-45%。这么大的利润空间显示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市场是极端扭曲的。如果政府没有人为的限制土地供给，土地的市场价格一定会下降，利润就会减少。

p80

1984年的改革大幅增加了地方领导的权力，让他们掌握了市级、县级和乡级干部的政治生命。这是他们在旧体制中没有的权力。中国政府在下放干部管理权的同时，还下放了投资审批权、财政管理权和监督管理权。1984年的改革正是地方官员从1990年代以来买官卖官之风的源头。“一把手”不受控制的问题也是因为行政权力下放但没有相对的制度约束。

列宁式党国体制，领导人的意志要高于一切，党国不得不把大权赋予忠诚的地方领导干部。从列宁式政权的观点来看，政党竞争、监督制衡、透明化、第三方监督等防止官员滥权等机制都是弊大于利，因为这会让忠诚的地方干部失去效率，也会降低他们的忠诚度。

p95

被抓到的风险低，腐败持续时间长。在已知的49个案例中，平均腐败持续时间长达7.7年。高阶官员腐败持续的时间比低阶官员要长。

曹永正 龙杰锋 丁叔亮只收了3万，被判7年

地方官员和执法人员通过买官卖官相互勾结。

茂港区公安局长杨强，2004年－2009年向36名警官收贿345万人民币。李振刚  周镇宏 倪俊雄

茂港区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严得在2012年被判贪污、挪用公款和受贿。他的全部贪贿金额超过2000万。

渎职罪通常判得比较轻。平均刑期是8.5年，中位数是八年。

p196

我们的研究证明，正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让勾结成为可能和有利可图，而政权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宁主义党国制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党员的道德腐化。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的努力建立司法体系。然而司法改革的成果是有限的。因为中共坚持共产党领导，这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效而独立的司法，中共领导下的司法体系也就注定会高度政治化和腐败丛生。

p231

最好的解释是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走的政治路径不同。在最成功的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小国，民主转型和巩固进展快速，这就制约了统治精英的大举掠夺。

但中国和后苏维埃的俄国不同。在俄国，旧政权的迅速崩解使得一小群寡头得以攫取大量财富，但大多数菁英什么都得不到。而中国的统治菁英依然牢牢掌控政权，有无限的机会把国家的财富慢慢据为己有。

所以我们必须从“掠夺型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如同道格拉斯～诺斯所主张的，国家界定和执行财产权，而掠夺型国家在执行这个功能时，总是为了极大化自己的收入和特权。

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特色在于其分散性。由于行政权的分权下放、政治权力的多头马车和经济部门的多元化，掠夺也必须分散进行，且必须透过勾结来达成，而这又使得低层菁英也能参与分赃。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多层次寡头制”，也就是各个行政区都有一小群和地方党政领导依附在一起的菁英，他们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中不算什么高官，却拥有与其地位不相称的大权和掠夺能力。

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色是，政治菁英们并没有办法把所有财富都据为己有。私人企业家要比政治菁英更有能力发挥国有资产的效能，提升其价值。问题在于把无效能的国有资产转变成有效能的私有资产时候，这中间的好处只有少数有关系的生意人才能享有，一般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而老百姓才是这些资产的真正所有人。

权贵资本主义的特权利益是以牺牲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益为代价的。

p237

把这些政权衰败的动能加总起来，就会透过三种机制破坏中共党国体制的组织完整性。首先，当勾结遍及党国体制的每一个角落时，它们就颠覆了政治权威。这些网络把政治权威转化为私人权力的工具，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是政权的利益。这些人虽然在表面上忠于党国，实际上只忠于地方上的老大。当勾结腐败传染到党国体制的安全部门时，一定会损及这些部门的效能和忠诚。

政权衰败会让机会主义式的强人有机会用反腐败的名义摧毁所有政治对手。

《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提出了“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与“榨取性体制” extractive institution这对概念。前者意味着私人产权得到尊重，市场运行良好并向社会开放，人们享受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公民可以通过各种管道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建立有制度性问责到政府。后者则是由统治菁英垄断政治权力，权力染指与控制经济，统治者不仅不愿意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