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很明显是一个被驯化的社会

 在中国当局及不少中国人看来，虽然在疫情之初中国存在上报系统混乱及病毒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但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口罩令、强制检测、强制封城与隔离、密切接触者追踪等环节均没有出现太大阻力，且中央政府可以在全国随时调配医疗资源支援疫情严重地区，这些是中国控制疫情的关键。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体制可以动员全社会，在疫情这种特殊情况的确行之有效，但这并不代表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较其他国家更为优越。在这场疫情中，这种体制仍然暴露出固有的弊病。

“中国社会很明显是一个被驯化的社会，大家很听话。至于这个体制，在短期内肯定显现出来是很强势，非常有效，相对来讲死的人数跟其他国家比，按人口比例来讲是比较少的，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杨大利向BBC中文表示。

“它的问题就是那些大家不允许问的，”他说。“早期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当时在多大程度上疫情是可以控制住的，武汉当初是否还有其他可能？这些可能是未来一个世纪大家都会问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疫情当初就在中国境内就完全控制住了，大家就没话说了，这才是体制的有效性。但现在各个国家都受到影响，这时这个体制还是不允许大家讨论，那大家就更要问了，如果没有什么错的话，干嘛要隐瞒？”

杨大利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体制“不能自洽”的缺陷。“这个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很强，但本身自我回应、自我反思的能力比较弱，这反倒让人担心。即说体制成功，又说有教训，但教训在哪里呢？这不能自洽，今后它还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