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阅读《当代政治学十讲》

 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

p7

孙中山在1924年3月9日:“政治二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

p28

不完美的科学

政治学解释和预测能力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原因则在于政治世界行为主体的特殊性。人本身即是一种很难预料与控制的行为主体。我们不是讨论绝对的因果关系,我们讨论可能性。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两个例外或离群值的存在就拒绝接受某个政治学理论,那并非科学的态度。

p51

阿莱克斯`英格尔思的“现代人”:传统人是宗教的,笃信“魔法”,没有接受过现代化教育,往往生活在农村,过着集体化的生活,依赖家庭、部落和村落而生存。

p56

格申克隆将后发国家所面临的特殊发展情况概括为“后发效应”。

p61

从市场驱动到国家引导

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给现代政治学提出了两个新的基本问题:第一,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多“大”大征服?第二,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多“强”的政府。前者涉及“国家规模”,后者涉及“国家能力”。

新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干预活动一向是抱有极为警惕的态度。

p64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市场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在现实中遭遇第一个重大挑战,来自于二战后着力于国家经济重建的日本。

战后的日本政府认为,若仅仅依靠自由市场的自发力量,日本经济复苏周期可能会拖延很长时间,鉴于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和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冷战对日本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压力,日本很可能等不到经济复苏的那一天,便已在外力威胁之下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日本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发展型国家。

在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故事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传奇缔造者:通商产业省——日本经济的中枢领导机构,也是日本优秀官僚机构的代名词。它负责协调工业生产,使生产计划不再完全由私人企业或者市场决定。

在一个发展型国家里,政府行为的最高优先目标就是经济发展。这与西方的先发国家经验不同。比如,在十九世纪经济起飞时期的美国,政府更操心的是公共秩序、社会问题、以及履行政府的政治功能。在发展型国家里,政府虽然深度干预经济,但是它也保障私有产权,维护基本的市场交易规则。所以它并不是否定私有产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发展型国家并非剥夺和压制劳工的一切权利,而是因时因地不断高涨的劳工权利诉求进行管理,并促成劳工与资本之间的沟通、谈判和妥协。

发展型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更适合于经济起飞和追赶阶段的后发国家,而无法在经济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继续应用。

在以国家主导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之下,发展型国家是高度自主的。国家自主(state autonomy)意味着国家机器既不被工业界的资本权力所垄断,也不被劳工界的民粹主义所控制。

p74

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分析到了这些发展的果实?

正如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中心,其目的是拓展人们的基本自由;否则,发展作为最有价值的人类过程所蕴含的道德价值便不复存在。

p86

在中世纪的欧洲,主教和僧侣垄断了思考的权利,他们认为普通人并没有理性思辨的能力。

p68

华盛顿共识vs北京共识

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提出。

私有化、财产权保护、政府退出、金融稳定化、资金流动自由化。

p90

理想的“民主”是一种多元政体。多元政体的特征:第一提供切实制度保障使人们有机会形成自己对于公共事物的观点和偏好。比如竞选时期的电视辩论、政治广告、宣传册,人们有机会得到政治资讯,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并形成自己对某一候选人、某个政党或某个政治选项的支援。第二,在形成偏好之后,多元政体以制度来保障人们对自己偏好和观点的表达。第三,每一位选民的选票权重都是相当的。

P91

我们用来判定某个政治体民主与否的关键性过程是该政治体下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动过程,蒂利称之为“公众询商”,对于蒂利来说,“询商”一词不是用以描述某个特定的政治程序或安排,相反,“询商”概括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总体互动关系。

广泛性、平等性、有保障性、双边约束性。民主的公共询商所产生的结果应该对政府和公民都具有约束力。

p95

汤玛斯`潘恩说:“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对国家里法律便是国王,并且再不应有其他的国王。”


自由民主制度,法治是其基石和保障

林肯 1838年发表题为《永葆美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讲, 唯有对法律保持宗教般对信仰,才能防止美国对民主制度堕落为暴民统治。

p100 

民主制度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政治权力的组织方式,也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民主成为权力产生、运转和交替的唯一合法制度。民主化是否完成最重要的标志,在于民众是否已经将民主政治的价值、原则和运作方式视为最高的并且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规则,而这种政治文化的彻底更新往往是民主化进程中最困难的部分。

p119

纯粹结构论和纯粹唯意志论的种种内在缺陷催生了当代政治学的第三种解释路径:制度主义路径。

p123

若一个制度或制度构建物运行稳定、规则落实严密,能够自主有效地维护系统稳定,我们一般认为其制度效能较强。判定制度效能强弱,有两大类指标:第一类指标注重制度的持久性。第二类指标注重执行力。

制度及制度构建物可以决定政治过程参与者的资格和范围;可以决定政治竞争过程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比如美国选举人团制度);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

再者,在制度设计的指引下,不同政治系统中的政治家们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应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策略。

p129

中国最主要的特殊之处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立法机关,而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位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理论上宪法的权威是来自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相反。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运行中主要负责立法工作,但它在理论上是一个“议行合一”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它不仅掌握立法权,而是掌握全部的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权与司法权。在法理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选择自行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设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专门审判“林彪及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直接行使了检察权和审判权。全国人大也曾在九十年代审查批准三峡工程的计划,直接行使行政权。

p137

在现代政治制度下,几乎所有政治职位都带有限定的任期。如果行政首长没有政党属性,那么在没有连任机会对情况下,他(她)根本不必忌惮在其任期结束之后的任何政治责任。

然而,当行政首长具有政党属性的时候,他不唯须小心照顾自己本人任期内的政治生命,还须顾忌自己政党的政治前途。

选民们虽然无法问责将要完成任务的政治人物,但却可以让他们所属的政党在未来选举中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代价。

p154

政体regime,指政治系统运行所依据的一套规则。政府government,占据了一个国家中 处于最高层的政治职位。国家state,则是一套由永久性的行政、法制、官僚以及暴力机构组成的治理系统。

p163

国家性:国家能力

当国家能力衰减、控制力下降时,相对而言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就大大增强。

p166 掠夺型国家 predatory state

p179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命的最终来源是民众对君主道德水准的认可。中文里面所谓的“革命”,本意即为“天命的变革”,指的是上天的意志由于人间君王的倒行逆施、道德合法性崩塌而产生政权改变。

p186

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普兰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舆论通常具有四个方面的偏见:对市场持有怀疑和批判作用,具有反市场偏见;对外国人非本地人怀有偏见;公众舆论往往认为“行必果”,而很受认识到某些结构性社会问题未必一定可以通过政府的努力得到解决;公众舆论往往对前景持有悲观态度。

公民:政治人。

共和主义模式:公民自治,政治主动性

自由主义:保障公民的法律地位。

p195

市民社会,是一个处在国家、市场以及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人们可以在此公共领域进行辩论以及采取行动。

p205

帕特南认为,要克服“搭便车问题”,须使得博弈长期重复,唯有在一个市民社会成熟和发达的地方,人际纽带比较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比较强,人们才更有可能克服自己“搭便车”的冲动。这种人际纽带呵互信,也就是帕特南所称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越多,民主就愈有可能成功;社会资本越少,民主就倾向于失败。

p208

谢瑞伯曼是帕特南理论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她发现,德国在二十世纪早期的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拥有非常活跃的市民社会,但是这种活跃的市民社会不仅没有如同帕特南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导致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健康运行,相反却帮助了德国纳粹党在民主体制内部得以崛起。


通过利用市民社会,希特勒和纳粹党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德国政治家的两大难题,即:建立强大的政治机器以及建筑真正跨阶级的政治联盟。这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

就伯曼的理论观点而言,成熟、活跃与发达的市民社会和高水准的社会资本诚然是民主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却绝不是充分条件。在社会资本之外,民主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制度化、统一和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的国家机器。

p212
在现代社会,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往往是极其弱小的,然而凭借发达的市民社会,拥有共同利益、价值和目标的人们就可以组织在一起,以集体的姿态面对国家,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力不受国家机器的侵害。

p218
“非暴力抗命“的理念最早来自美国人亨利大卫梭罗的论文《论公民不服从》,


梭罗本人于1846年因反对美国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而拒绝缴纳人头税,从而被捕入狱一夜。

切格瓦拉

p225
泰德 古尔 《人为什么造反》一书,在其中提出著名的“相对剥削”理论。相对剥削感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实际获取的物质所得没有到达他们期待的水准。古尔认为,社会成员绝对的收入多寡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的核心问题在于人们的所得是否与他们的预期是一致的。

p226
社会愤怒几乎是已知人类历史的主要和日常场景,但为何革命却并非每天发生呢?第二代社会运动理论,之所以大规模社会运动(或革命)得以爆发,除了社会面上存在的大规模不满之外,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还需要足够的资源,才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动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




p227
第三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更注意从文化、身份以及意义构建的宏观过程中寻求对革命和社会运动肇因的解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者葛兰西在著名的《狱中笔记》里,专门探讨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对于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关键作用。

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最终要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成功。

哈佛大学裴宜理在《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
皇权“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p238

身份认同 群体归属感 

身份认同永远来自于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之间的交汇与平衡。

每个人都会用一个成分复杂而丰富的身份“组合套餐”。社区归属感是流动的。不同身份认同之间有优先排序。

P238

身份认同第一个层次:个体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和感知;第二层为群体归属感,每个人不只拥有一种群体归属感;第三层含义“我与其他人如何产生联系以及产生怎样的联系。

p241

身份政治这一概念缘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例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及美国印第安族裔运动等。身份政治一般发端于对特定社会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认知和反抗,通过提高关注的方式,改变该群体成员固有的自我和集体认知,并由此挑战和改变主流社会赋予该群体的负面形象,以扩展其权利空间。身份政治运动作为受压迫社会群体通过自身经历来传播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

身份认同对国家构建至关重要。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产生于西欧——理想中的民族国家,不再依赖封建分封所产生的地理区域和臣属关系来建立国家共同体,而是在政治演进(尤其是战争攻伐)中演化成人们之间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进而在这种共用的身份之上发展成权力机构,最终建立起民族国家。

P245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多元文化、多种身份的并存,是创新和发展的最根本驱动力。这种多元身份的存在,是不同个人和不同社群之间互相对话的前提。不同的社会群体得以在跨越身份认同的对话当中更清楚地认识自身及别人,并能从文化的“他者”那里得到借鉴。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实践的身份政治往往减低了形成统一的社会愿景的可能性。身份政治倾向于区隔狭窄的社会群体,妨碍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融合的过程。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群体在身份政治的浪潮中,很难在除了反对共同敌人以外的其它领域取得共识。

p252

宽容的多元主义社会必须拥有高水准的全民教育。如果一个社会的草根阶层没有机会接受现代的、开放性的高等教育,就很难拥有开放的心态,去了解、理解、谅解其它“他者”的身份认同,从而导致群族隔阂、彼此相厌,并最后导致纷争、冲突、屠杀甚至战争。

经济困难往往是多元主义社会里宽容的敌人。在帕克斯被捕后,当地平权运动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长达381天的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并由此引发了席卷全美国的抗议浪潮。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6年11月13日通过“布劳德诉盖尔”案,判决公车种族隔离违宪,开启了美国平权运动的崭新篇章。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正由帕克斯一人的行动触发,而触发点则是她本人所具有的种族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冲突和张力。

帕克斯被捕之后,马丁路德金成为全国的平权运动领袖。

p262

政治学中讲到因果联系,永远只是一种对概率意义上可能性大小的推断。

现代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所考察的是“实然问题”。即“是什么”。传统政治哲学是从“应然”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比如,一个好的政府的权力机构“应该是怎样的”?

现代政治学的直接任务是解释现象,而非直接指导实践行动。绝大多数现代政治学中的“主义”或者模型都是解释路径,而非道德原则,不负责作出道德判断。

道德或价值判断永远属于主观世界,而现代政治学希望探究的是客观规律和联系。

p266

现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是来源于由三大革命所确立的三个思想立柱:由英国革命奠立的“权利”观、由法国大革命确立的“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人类平等观,和来自美国革命的“独立”观(包括公民面对国家时的独立自主以及国家本身的主权独立)。英国、法国、美国三场革命开启了人类政治历史上现代民主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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