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谈“新启蒙”、国学与制度改革

 1949年以后政府垄断了价值判断的权力，对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政府说了算。从前的士大夫为何敢于冒着被砍头的风险批评皇帝？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对于善恶有自己的标准。而现在批评政府并不需要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却没有人愿意站起来说话。

我不喜欢用“阵营”、“队伍”这类词汇，因为它抹杀掉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从前自己的国家落后，于是对外界抱着学习的心态，现在自己强大了，想法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