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阅读《吊灯里的巨蟒》

 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面可以改为《台湾对抗巨蟒的经验分享》

徐斯俭 “台湾，中国研究的另类灵魂探索”

马英九第二个任期，马政府让中国力量深入台湾，于是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产生了某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

－－－－－－－－－－－

政经权术 以商逼政

真实的故事是：统治中国的强权集团，通过培育在台湾的诸多政商与利益团体，让它们成为中国的政治代理人（在地协力者），进而危害台湾民主、文化主体性、与主权。台湾的社会病房毫无招架之力。作用力导致反作用力：中国因素对台湾的侵蚀作用，引发了社会的集体抵抗，关键原因就是公民政治意识的提升，摆脱了无名恐惧，愿意投入抵抗行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韧性。

p36 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操作得驾轻就熟的所谓“以商围政”策略，就是间接施力，其本质就是以商业行为（资本运作）来包装政治影响力与意识形态作用。

中国政体结合了列宁主义式党国体制与国家资本主义，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高度嵌合。在这种政治经济体中，要区分纯粹的资本行为与纯粹的政治行为，相当困难，甚至没有意义。而争执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共构，不但普存于中国国内，也是中国政府对外行为（包括统战工作）的特色。

“审查商业化”：中国政府已经发展出比直接控制媒体更加细致的方法，来操控媒体内容并诱导自我审查，包括媒体审查商业化，即将审查工作“外包”给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与个人，并扩及刀海外传播。

根据此分析架构，中国因素之所以能够在另一个国家发生作用力，除了跨越国界的政商关系，还需要“在地协力者”之中介。以台湾为例，中国政府先透过跨海峡政商网络，编织紧密的人际关系，进一步于台湾在地社会培育在地协力者。而在地协力者则从跨海峡网络获得利益输送，借由“让利”“惠台”之名，以“商业模式”进行，因此无法在表面上直接辨识其政治动机。

p62

然而，与自然世界不同，社会世界地反作用力并不是对作用力的直接反应，需要有“社会过程”；即反作用力虽是被作用力激发的，但这个力量并不必然会发生，是需要被该作用力冲击刀人们有所知觉，有意识地接收与分析讯息，凝集共识，形成论述，并采取集体行动。这个社会过程展示了人的能动性，而我们需要具有因果机制的社会过程分析方法。

在此中国影响力与在地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台湾的公共领域，行构了一个关于中国因素的“认知架构”与“认知社群”，这个观念网络包含了知识圈、媒体从业者与公民运动者，而形成对“中国因素”的认识框架与分析方法。认知社群本身就是中国因素作用力之下的产物，也是社会抵抗之所以能够进行的共同语言基础。而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认知架构”的浮现，即提出论述框架discurisive frame，这是“命名”的过程，以此得以产生聚焦作用，界定民怨的来源，辨识行动主题与行动对手，进而形成公共论述。有了论述框架，抗争者才能中介、扩散、协调集体行动。缺乏认知架构与叙述框架，就无法将哪些隐藏在中国因素云雾下的现象指认为“中国因素”。当人们无法、甚至不敢指认抗争对手，便无法有效动员、也无法在公民社会中凝聚、连结具有抵抗意识的集体行动。这种情况下，难以出现对中国因素而发的社会团结。

在公共领域，中国因素被当作一个特定概念题材，大约是2008年“陈云林事件”之后。在中国因素这个“主框架”下，“跨海峡政商网络”、“在地协力者机制”这组概念才慢慢凝聚下来，并被赋予丰富的经验内涵；这个论述框架主要以跨海峡政治经济分析为核心，而非诉诸所谓的“反中情绪”。

p69

香港早在1997年主权转移之前，中资与中资机构就已星罗棋布。经济整合是中国吸纳香港最主要的手段。

一如台湾，北京对香港的强力干预，引发其对中国因素的反作用力。反国教运动催生了以中学生为主的“学民思潮”，由当时年仅14岁的黄之锋担任召集人。

然而，英殖民后期遗留下来的有限民主竞争，其实体质脆弱，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法治”和“司法独立”，也在北京不断强势介入香港事务下屡遭破坏，例如“铜锣湾书店事件”。

p194

中国因素是一个框架概念，吴介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其定义为：“中国政府运用资本与其它相关手段，对他国或境外地区从事经济吸纳和整合，使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进而方便执行政治目的。

p191

2008年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表明政府“有责任培育下一代认识发展一日千里的祖国”。

p224

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基本上无法出境旅游。经济改革后，入境旅游被视为创汇的重要来源，但1983年也只有先开放港澳探亲旅游团。一直到2002年实施《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出境旅游国家才逐渐获得全面性开放，但第二条明确规定，开放那些国家，进行什么活动，都必须经由国务院审批。

入境是创汇的重要来源，出境则被视为会造成外汇的损失。国务院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出境的外汇损失与入境的创汇上维持平衡。

出境观光旅游这种在民主国家被视为公民社会的商业活动，但在中国列宁体制运作下，就成为涉外政治的延伸。在1990年代开放东南亚、韩国、日本与澳洲，是为了建立“中国－东协自由贸易区”，2000年开放了土耳其是为了交换中国购置乌克兰的航空母舰得以顺利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2004年中加双边旅游协议未能签订，则是因为加拿大总理会晤达赖喇嘛，并拒绝将赖昌星引渡回中国。

集体迷思 group thinking

p511

良心不安是把自己打造成伦理主体的基础；而海德格说，焦虑是“此在”独有的特征，良心是此在对自身的呼唤，最后才能导出“决心”。个体的焦虑，正是促成后续开展行动的深层动机。

p488

2002即推出“文化走出去政策”，  

2012年，在他上任后，中国网络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鲁煒八月八日召开“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出“七条底线”，由堵到疏。八月二十三日薛蛮子因嫖娼被捕。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自任组长

2015年，鲁炜是习近平访美期间能见度最高的随行官员之一。2016年6月去职。

p547

2012年阿里巴巴以增资的方式，回购了半数雅虎在阿里巴巴的持股。涉及金额约76亿美元，其中包括投资机构：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博裕资本（江志成）、中信资本。新天域资本（温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