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阅读之《鬼子来了》笔记

“在民族国家意识及其制度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渐进性，愈到近代，由于生产力大力发展，人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愈显密切。由横的社会轴，我们亦不难发现，社会不同阶层与民族国家利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愈靠上层愈易感受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愈靠下层却愈不易感受到此间关系，因而愈易麻木并隔膜。

梁启超“言爱国比自兴民权始”。因为“国乃积民而成”，非使国家为国民之公产，“一切与民共之”，断不能使国民真爱其国也。

管子：“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

清朝中央帝国轰然崩塌后，首先膨胀起来的就是基于族群意识而生的省籍与派系情结。民国年间地方势力之强大，导致中央政府每每不得不迁就妥协，国民党虽一度成就统一，却难免最终瓦解，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用秦晖的话来说，中文“启蒙”通常带有“教导无知小孩”之义，西文“启蒙”强调的却是“照亮（中世纪的）黑暗”。两相比较，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着眼的是批判专制制度，而不是教导愚昧的民众，他们甚至具有鲜明的人民主权观点，反对霍布斯等人“蔑视民众”的心态。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则相反，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到“先知先觉”说，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等，都充满了“改造人民”的导师心态。

邓晓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