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

1955-1956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410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是，罗瑞卿在1956年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所以，还在1956年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一年后，果然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曲，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很好，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

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

新国家特别关注在城市的“统合”，它的基本内容是摸清“民情”，对广大城镇居民进行细致的政治分类，以了解每一个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国家很快就建立起对全社会人员，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新国家对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新国家对工人比较宽容，调查和“排队”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群被认为和旧中国有较多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联系。这也和苏联的方式不同，苏联是依靠专门机关的调查，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人事保卫制度，是对苏联经验的发展。

和党内统合同步进行的是社会统合。从建国初，新国家对全国民众的社会调查工作就开始稳步进行，这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对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对城市成年人口，结合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进行“排队”、“摸底”。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开始后，这项工作的进展进一步加快。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方法（动员检举揭发，填写表格，写自传，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区分，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

在革命年代，根据地所在的农村是革命的中心，经过土改运动，党在农村的阶级结构已经建立，敌、我阵线分明。相比较于农村，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建国初，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中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这项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

构建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整合了社会意识。
1，用专政的力量建构了一个超强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超强国家。55年56年以后基本没有社会。
2，动员和组织民众。社会军事化不断加强，大大促进了社会一体化。50年代的社会运动的背景是阶级论，动力是政治运动。
之前相对缓和，之后越来越紧，这是和中国历史上其他阶级斗争都有差异的。边远地区更甚，分类学更科学化，不断完善对社会人员的阶级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