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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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点冒失地把自己比作秦始皇(也许是为了恫吓一些文人学者),但他的事业更明显地和与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的事业相比。

可是在毛泽东执政的27年期间,他把矛头指向他的同志,并且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弊病,几乎毁了中共,这与明朝创建者37年的统治有某些惊人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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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就拿必须有一人高居众人之上这一事实来说,毛泽东之前的大部分前辈已经发现,使自己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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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抗日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在中共地区被动员参与政治。可是在这些地区,中共出于保持其政治控制的需要,也阻止真正自主的自治政府扎下根来。共产党的教义和实践都不倾向摆脱“官僚统治”既有官僚中心进行统治,而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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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共打败国民党

日本人的入侵需要中国由一个军人来领导。蒋介石成了掌权者,对社会革命的种种考虑就被撇到了一边。日本人征服中国的企图对中共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共产党人已被赶出江西并在长征中幸存下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他们在华北边区贫困的根据地里可能会被饿死。总之,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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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入侵中国这一事实,对敌对的两个政党专政的命运来说至关重要。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相比之下,国民党作为一个专政的党,在重新统一和统治中国的竞争中落后了,主要原因是:它是一个较老的组织,与更早时期的世界观和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国民党始于1912年或更早,而共产党始于1921年或以后。因此,国民党的失败常常反映出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国民党是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帝国主义促使国民党虚弱。南京政府还因在将其资源用于军事统一的企图的同时,又要负担现代化的重担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2—1913年成立代议制政党政府的短暂的尝试显然失败了。既然王朝统治已经过时,唯一可能替代的办法只能是党派专政。国民党和中共都面临一个问题:它们能否培养一批新的社会精英,以便在地方一级代替过时的绅士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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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1927年以后的失败的废墟上和在争取生存的激烈斗争中得到再生,因此公开提倡人民尚武精神作为前进的唯一途径,而国民党却缺乏能使它效仿中共榜样的那种动力、思想和领导。
由于已经依靠对外贸易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大部分收入,国民党政权只会加强它对外国支援的依赖性,它希望英美打败日本侵略者
由于中共处境孤立和苏联援助的确只落到国民党政府手中,延安的政权懂得修正苏联的教义以适应中国的情况。经过试验和失误,它学会了通过物质刺激、爱国情绪、平等合作、军事控制和政治权术等手段去动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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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层的这种稳定状态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产。由于党的精英对维护明确限定的权力关系和党的团结具有强烈的义务感,政策的分歧问题可以在正式的讨论会内进行激烈的辩论,而不会给政权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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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有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成功地解决问题进一步加强领导集团的团结。成功还有助于掩盖或减少关于目标问题的潜在冲突。只要能取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现代化的任何不惬意的副产品很难引起对现存政策的根本挑战。

一个潜在的分裂根源是党内精英之间革命经历的多样性。另一个从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紧张关系的根源是处于顶端的中共精英之间不同的个性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摩擦。比如毛和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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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权威不容挑战这一事实是整个精英结构稳定的关键。政治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毛的同意,而不是像列宁和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那样用作追求最高权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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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精神的另一个结果是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推动了正规化。在总的制度方面,这个结果表现在1953-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及1954年召开大会时它通过的正式国家宪法上。从行政上说,正规化意味着集权化。1952年后半期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新的负责经济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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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因此在40年代他们似乎更倾向于自由民主式的社会主义。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毛泽东的著作有稍多的认识。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早就要求让学生、教师和新解放区的其他知识分子学习政治教育课。这种做法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教育的目的还在于灌输对劳动价值的认识,打破对美国的幻想,清除对苏联的无知。

1951年10月宣布开展思想改造活动并作为全国当前三项主要任务之一。政治教育从此逐步升级为以批评和自我批判为基础的整风式运动,并于1951-1952年扩展到全国的大学和中学教师当中。

结合三反五反。它们形成了早期的整风文献,西方据此提出了“洗脑”的概念:坦白书,如周培源的《批评我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反美宣言,如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子女对父母的批评:如陆女儿的批评《谴责我的父亲陆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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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政府的错误行为上,西方知识分子更多地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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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的“五四”作家们,都把他们的作品当作与社会和政治弊端进行斗争并形成政治觉悟的工具。

在那几十年混乱的政治形势中和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河不受政治控制的。就连那些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信奉“五四”的时代精神——即多元主义、公开辩论和知识分子自主。

30年代中期的上海
中共即使在它掌权以前,也像儒家官僚政制那样,把知识文化和创造活动看成是完成它政治目的的婢女。除此之外,它还模仿苏联模式,期望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助它一臂之力。

鲁迅关于传统社会的弊端、无能、不人道和黑暗以及中国需要革命性的变革小说,为整整一代中国的作家树立了榜样。1930年3月,他创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党不需要消极的沉默,而是要个人积极地皈依它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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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艾青所说,投身到延安到政府方面,是“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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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从似乎同时批评官僚主义和自由自由转移到了几乎完全批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这些人的独立性和批评态度在国民党地区曾经是有用的,但现时他们生活在党的统治之下,却不再是合心意的了。

这种挑选几名官员或知识分子为榜样,使整个社会都俯首听命的办法,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

最粗暴的攻击是对着王实味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批评最深刻,而且因为他卷入了中央研究院的派系斗争;他跟和毛泽东关系很密切的理论家们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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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50年代大约有10万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专家、学者和有创作能力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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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被用作运动中的工具,以推行党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使之开花结果。胡风成了这场运动矛头所指的一个象征,目的在逐渐灌输这种信念:个人的第一和唯一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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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做了一次叫知识分子放心的努力,他在1957年3月12日对宣传部的讲话中再一次号召“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百花”运动表明,尽管进行了可以上溯到40年代初期的多年的思想灌输,党和非党知识分子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人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在几十年前所接受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该政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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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标志着毛泽东放弃了把知识分子作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的想法,他越来越关注作为下一代领袖的青年学生党革命觉悟还不够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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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宣称,从此以后,文学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我们不要阴暗的负担,而是要文学给人以鼓舞。”

一般地说,人民看来是全身心地赞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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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打破斯大林神话的结果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发生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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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应给中国人的总数只是在五年内贷给3亿美元的有息贷款。这甚至比一年前波兰得到苏联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更糟糕的是,1950年2月28日宣布卢布贬值,这又进一步使贷款贬值了1/4,同时俄国人还要坚持不公正的汇率,又进一步损害了中国人的利益。

中苏条约签订一个月以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评论了此事,他从心底惋惜北京最后采取的亲苏步骤,他也谈到卢布贬值,“因此,中国人民会发现,苏俄的贷款每年不过为4500万美元。他们可以把这数字跟美国国会在1948年一年就投票决定给中国4亿的赠款——而非贷款——做一比较。(1948年的援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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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的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记者们总喜欢谈到“亚洲游牧群众的人海战术”。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中国人很少以团以上的单位进行出击。甚至这些行动也通常缩小到似乎是无休止的排的渗透。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要缺点是原始的后勤系统,它使战斗中的弹药很快供应不上;再就是原始的交通运输系统,这使得战术不够灵活,常常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一营人一旦投入攻击,只要弹药能维持,就得坚持下去,即令事情表明他们攻打敌方战线最强大的部位碰得头破血流时也是如此,其结果就是战术上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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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行动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这种实惠。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又被联合国打上“侵略者”的印记,从此它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长达20年之久。它也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插手而无限期地延缓了它解放台湾的目标。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未受侵犯,但那简直不是什么纯收入。

1950年以后中国人向俄国人借了13.4亿美元,其中半数债务是因朝鲜战争而借。另外,俄国人出售的武器很多是过时了的。中国人整个战争费用达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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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表了著名论断:“东风正在压倒西风”。他恳求莫斯科会议不要害怕核战争,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1957年说:"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同年中国开始在苏联导弹仿制基础上研发地对地弹道导弹,此后被命名为"东风"系列的导弹包括了中国近、中、远程常规与核导弹。1958年中国制造的首辆小轿车也被称为"东风"。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
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中国对中东危机对反应和北京对沿海岛屿的炮击所证实,周恩来提倡的万隆精神成了一纸空言。1959年8月以后的中印边境的冲突。

1958年-1965年之间的八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1949-1957年时期的要点是,处理矛盾的方式是设法在精英中保持基本团结和维护革命运动蓬勃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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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方案是建立在近于乌托邦的乐观主义基础之上,认为党凭借其群众运动的方法能够达到一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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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策略认为,中国政府——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管理中将继续起主要的作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制度把巨大的权力置于中央政府各部。
部里的工作必然重视读写能力、统计技能和抽象概括的能力——这些技能在城市知识分子中远比在农民群众中更为普及,而农民群众在党掌权前为党输送了大量的忠实成员。但是,双百运动及其导致的1957年反右运动大大地损害了知识分子,因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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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大跃进”中得益不少。两人都主要从事党务工作,中国共产党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在“大跃进”中大大扩大了它的权力。邓小平子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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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之后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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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引起的危机给中共提出了1949年执政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难题。可是处理政治事件的程序不但使党难以预先考虑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且导致了加深饥荒的决策。甚至更可惊的是,党在已经掌握了发生范围广阔的饥荒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后,党仍然无能为力,不能或不主动对20世纪最大的饥荒作出适时、有内聚力的明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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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惊的是,正在1959年死亡率上升的时候,中国的谷物出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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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献是1958年9月19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这项指示号召开展文化革命,批评了教育工作中忽视政治、忽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忽视生产劳动的错误。它要求同那种“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以及“教育只能有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做校内的学术和行政领导工作;而党委成员,包括党委书记,要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提拔师资时,要首先注意政治思想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式的学校文凭和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同样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后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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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遵循苏联的建议,将科学研究的力量集中在专门化的研究所,而不是大学。由于甚至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来充实研究所,这就加剧了现时的科学人才供应的紧缺状况。
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苏联导师们相比,他们甚至更加轻视有别于实际运用的纯科学。
试图用“群众路线规律”的思想作为框架以对方针的贯彻进行分析,其困难在于,这样做需要假定一位超然于争端之上的领导人。作为运动的首创者,他不仅要使运动进行下去,而且后来还要决定运动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以及巩固阶段何时能安全开始。
它本身还要承担某种风险,这是必然的。因为正是运动失控时,便要出现过头行为。这些情况耶使得任何其他人实际上难以对随后的解释作出识别——何为事实,何为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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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他们就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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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炮击金门时,中国人主要考虑到时预料到美国的反应。毛在内部的自我批判,说明他没料到反应会这么强烈。

1958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回顾外交政策的讲话回敬了美国,有意不提先前的“和平解放台湾”,痛骂华盛顿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6月30日,北京公开要求美国在15天之内派出一名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

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在1957年年中开始恶化。毛的失算不仅带来了中美军事对抗,而且严重恶化了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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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62年 威胁在西、南、东三方面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其中一方面或几方面。他们“吓慌了”。

在新疆,经济失调促使非汉族居民逃亡,他们越过苏联边界去找他们的生活水平较高的同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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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中苏争论深入扩大;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但并没有增加它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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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简单地是变大了的旧的最高权力。现代通讯技术帮助他们控制人民,这是最妄自尊大的皇帝所梦想不到的。他们致力于现代化是在削弱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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