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陈飞樾 公共讨论领域的消亡

如果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即是说公开的讨论会揭示出真相。如果讨论不被允许，那么真相就会永远隐没在阴影当中，某一单方面想要垄断叙事也变得容易起来。

汉娜·阿伦特也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见。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公共领域（public realm）”这一概念。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人们从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对同一位置进行观察，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在多样性中看出了统一性。所以公共领域的现实性依赖于多样与统一的同时存在。另外，真理或许本就是虚无的。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应“以意见取代真理，以意见掌握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发表不同的意见，没有人掌握的是绝对的真理。意见相互交流，公众才能对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这种反智的措辞摒弃了问题可能带有的多义性以及论证过程可能具有的复杂步骤，它将绝对的、暴力的简化凌驾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来说，这意味着大众媒体已经将公众的“批判理性训练”转变成了“预判（presupmtion）训练”。此时，即便某个场所名义上仍然面向公众开放，它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实质上已经关闭了。

解释公共领域的存在为什么必不可少是一件很多余的事情。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见中文互联网中，人们围绕某一话题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各自在不同的平台抱团形成同温层并向对方进行激进的攻讦。网民这种强烈的仇恨、斗争和揭发行为已经形成了高速自动运转的机器。

对话变得越发困难，因为双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在这种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不必奢望对于某一话题讨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公共意见，更不必谈借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针对“女性主义”这种宏大话题，群体内部形成两派互称“女权婊”和“男权癌”，他们都觉得对方是铁板一块、愚不可及，双方都在各自阵营中觉得和对方争吵是鸡同鸭讲；面对“疫情期间留学生该不该回国”这种具体问题，群体内部依然形成两派，双方仍然进行毫无可能达成合意的骂街式对战。这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所有公共领域被取消，有效的讨论不复存在，不再有“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而是“作为私人的个体更加遥远地分开了彼此”。

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污名化，更多无意义的争端。

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考察一个人的判断力，主要考察他信息来源的多样性。

有无数的可怜人，长期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完全被扭曲的，颠倒的信息。

这是导致人们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